法治中国专题系列之四：【教育】我和我的母校??记忆中的西南政法大学

2018-05-09 19:23 文章来源：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

我第一次听到西南政法这个名字，是高考前和一位北大的老师聊天。老师在谈到报考院校的时候说："有些学校，地理位置不好，北京孩子不爱去，但是学校真的非常不错，比如西南政法。像我们每年招研究生都会招一些西南政法的学生。"偏居西南，但总体实力不错，这是我对学校最初的印象。

       随后是波澜不惊的高考，波澜不惊的录取。甚至当EMS送来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西南政法"这四个字会会在我的生命中占有怎样的位置。在收到通知书后，我经常跑到校园官网上瞧瞧未来的母校。我知道了博学笃行厚德重法的校训，知道了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法学教育基地，知道这里被誉为中国法学的黄埔军校。

       但是，干巴巴的文字并不能给我带来对西南政法的一种感性的认识。只有当我走入校园，站在人权宣言面前，躺在图书馆前的草坪上，或者凝望那只代表正义的独角兽"獬豸"时，才能最直接的感受到他的气息。

       这种气息，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哪一位建筑大师用设计图造就的。这种气息，来源于这所学校的历史。有人谈到西南政法的时候说，每个人都渴望拥有生命中辉煌的一刻，哪怕这种灿烂只如昙花绽放般短暂。

       西南政法大学成立于1950年，由刘伯承任首任校长，按说这个建校时间没什么特别的，也仅仅是比51-53年中国高校建校运动早了1-2年而已。和北大，北师大这种学校相比，似乎在时间上没有值得骄傲的资本。可是，政法院校的骄傲，未必来自于你存在了多久，还来自于你坚持着什么。

       66-76.这是每个中国人都不愿提起的时代。在那个群体疯狂的年代，西南政法和其他四大政法院校一样，在砸烂公检法的浪潮下被迫停办。但是，学校内的每一个人，都坚信学校绝对要办下去，先辈用鲜血换来的，应该是民主、自由而不是无休止的内斗。纵使教室变成武斗场，纵使图书馆的珍贵藏书被焚毁，学校的老师依然坚守，这样做的成果是使得西南政法学院成为全国唯一保留的两个法学教育基地，另一处是北京大学法律系。

       文革结束后，司法部批准西政恢复招生，西政成为五大政法院校中最先恢复招生的学校。消息传来，举校欢腾。当年全国共招收700余名法学学子，其中西南政法招收学生全国招生总数的一半还多。学生回到学校时，校园一片荒芜。没有教室，没有图书，但是这里却有最坚守法治的老师，还有一群对知识如饥似渴的学生。西政精神，正源于这一批人，法学教育的78神话，也是在说这一批人。他们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贺卫方，周强，龙宗智，陈泽宪，阮齐林，王卫国，梁治平，赵旭东，张穹等人的名字，可谓群星璀璨。

       西政精神源于他们，并由后人传承。其实后来发生了两次护校运动，后一次是在我读大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反对和其他大学合并，反对搬离老校区，正是因为我们对于西南政法，对于歌乐山都有着特殊的情感。每一个西政的毕业生，都可以将其与西政精神联系起来。

       其实，如果具体的看，西政精神，就是文革时期老师对法治的坚守，就是老三届师兄对于法学这门学问的探索，是90年代反合并时学生对于西南政法这块品牌的执着，也是反对学校搬离歌乐山时，那些"激进分子"对于这片土地的热爱。随着这种精神逐渐刻入骨髓，我下定决心：这辈子无论贫贱富贵，都要堂堂正正的做人，为正义，公平，自由做出自己的贡献。哪怕只是螺丝钉，也要用实际行动践行西政精神。

在我们毕业时，付子堂校长曾经寄语：虽偏局西南一隅，但志在法治中国。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们那届毕业生的心里。正如周强即便当上了最高法院的院长，也会牢记在西政上学期间，金平老师曾经跟他说过的：举国岂畏身家累，除弊应如金石坚。

有些人问我为什么西南政法的毕业生都那么爱自己的母校。我想，不仅因为那个校园里承载着我们的青春，也不仅因为母校给我们足够的民主空间和不错的住宿条件，更是因为，他给了我们明德尚法的价值观，给了我们坚持公平正义的勇气。当我们翻开一部法学著作，我们发现作者是西政的校友，当我们聆听一场法学讲座，我们发现讲者是西政的校友，当我们来到实习单位，我们发现带自己的老师又是西政校友。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就算我们离开了沙坪坝或者渝北的那个政法园子，但是我们的母校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边，一直陪我们在追求法治的道路上走下去，从未离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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