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去政法大学，面对参加准律师大赛的同学们，当有人说到未来要做刑辩律师时，我由不得提到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做刑辩律师”、“知道死磕派律师吗？”“你如何看待当下的死磕派律师群体？”“为什么要做刑辩律师”，答案多为因为讲刑法课的老师讲得太精彩了，因此喜爱上这门课，也因此决定未来选择做刑辩律师。“知道死磕派律师吗？”“你如何看待当下的死磕派律师群体？”答案似乎多是，不喜欢死磕律师，理由：他们大多就是为了吸引眼球哗众取宠借机炒众；他们扰乱法庭秩序，想方设法为罪犯开脱，帮助坏人逃脱法律的惩罚；他们的行为与法治建设的方向背道而驰，严重阻碍了法治社会的建设。听到这样答案，让我一下子激动起来，差点失了态。问了一个问题：“假如哪天你被冤枉为犯罪嫌疑人，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律师？是任人宰割轻易放弃的律师，还是真正敢碰硬的有胆有识的死磕律师，竭尽所能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使国家机关依法办事？”如果不是时间太晚，我真的很想和这些未来的精英律师们探讨我数日前对Henry Brougham在1820年审理卡罗琳王后通奸案中的那段名言进行的解读：作为一名律师，首要的及最重要的职责是，将一切置于当事人的利益之下。一个辩护律师，对当事人富有神圣的职责，他在这个世界上只能认得一个人，就是受到控告的当事人，别无其他，要用各种必要的手段来救当事人，保护那个当事人免于必须负担任何其他人的风险或损失，也不使任何人侵害他，这是最高且毫无疑问的职责。庭审中，律师不是摆设，依法独立发表有利于当事人的言论是律师的天职，也是律师存在的理由。敢于“闹庭”的律师才是真正的律师。
　　在今天打车回家的路上，我问司机：“知道昨天发生的律师被打案吗？”司机回答：“知道，这些律师为坏人辩护，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再一次让我激动起来，又差点失了态！告诉他，“坏人，不是人”，是老百姓善良的道德评判，一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对律师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是自己的当事人。律师为“坏人”提供法律帮助，既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也完全符合律师职业道德的要求。这里请注意，律师职业道德有别于一般社会道德。“坏人，也是人”，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允许和鼓励律师为“坏人”辩护，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构架、是法治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基石。（未完，待续）
－－[葵花盛开在Montreal的日子]付英是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