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广州城建之始所在地，北京路商业步行街是广州最热闹的商业中心区。不过，与满目繁华映衬，这条“黄金商业街”318号冷清而破败——40多平方米的门面只辟出小小一角贩卖饮料，大部分区域被围挡围住，里面堆满了泥土和杂物。

　　这个门面是近年北京路的焦点。2010年7月，318号产权人朱科伦、朱献伦、朱惠伦（下称朱家）将广州市城市复建有限公司（下称复建公司）与广州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下称道扩办）告上法庭。朱家认为，道扩办以道路扩建为名进行拆迁，之后复建公司并未进行公共设施复建，而是修建成经营性的商场。朱家据此认为被欺诈。复建公司和道扩办则坚称，是朱家误解了“公共设施”的定义，表示只要所获收益最终用于政府城市建设，便符合公共设施的要求。

　　2010年7月27日，广州市越秀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复建公司和道扩办欺诈属实，此案成为广州首例国企、事业部门欺诈拆迁案。

　　但在2011年6月1日的二审中，广州市中级法院以“建商场也是建公共设施”为由，改判朱家败诉。目前，广东省高级法院接受申诉后裁定，二审判决确有不当，要求广州中院再审。

　　318号的遭遇并非个案，此前多位街坊均因拆迁和复建公司、道扩办有过冲突。复建公司和道扩办均隶属于广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下称广州市建委）。成立于2003年的复建公司为国有独资公司，负责中山三路、四路旧城改造复建工作；道扩办早在1977年即成立，主要负责广州城建项目的征地拆迁工作。

　　据《财经》记者了解，在广州中山三路、四路旧城改造项目中，动迁工作均是以道扩办为主体，以公共设施复建为项目性质的名义进行拆迁，但建好的项目并非全为公共设施，其中包括经营性的商场。

　　扩路变为建商场

　　中山三路、四路是广州老牌的商业街，对它的复建改造，是广州“建设好城市、经营好城市”的一大举措。在此背景下，2003年，广州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资6000万元创建复建公司。2011年，复建公司被划拨到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城投集团）。其最初的经营范围为：城市市政道路沿线复建工程的建设管理。

　　实际上，复建成立的主要职责就是对中山三路、四路进行复建改造。成立之初的复建公司异常低调，但被寄予厚望。它是广州为城市建设筹措资金的举措之一，更重要的是，它肩负着广州“恢复市容景观和历史街区风貌”的重任。中山三路、四路复建项目的规划用地面积18493平方米，复建面积72841平方米，包括北京路地块、仓边路地块、万木草堂地块、大东门地块，项目总投资估算约7亿元。

　　上述四个地块均在中山三路、四路的道路两侧，距离较近，构成一个巨大的四方形。由于地块内商铺林立，要想顺利拆迁绝非易事。2003年8月5日，复建公司正式成立之日，广州市建委即召集市规划局、市国土房管局、道扩办等部门开会讨论拆迁工作，提及“中山三路、四路复建工程，难点和重点是征地拆迁工作”。

　　这次会议商讨出两个拆迁方案：一是，所有征地拆迁、建设工程报建等各项手续都以道扩办的名义办理。工程完工并结算后，才一次性移交复建公司名下经营管理；二是，为彻底理顺各种关系，拆迁等各项手续以复建公司名义进行。

　　与会人员普遍认为，方案一的拆迁过程会更顺利，但日后会遇到资金拨付、财政审计及房产转移等一系列政策问题，“较难处理”。会议确定首先采用方案二，“在方案二实施有困难及手续办理耗时过长的情况下，才采用方案一。”

　　不过，九天后，2003年8月14日复建公司和道扩办达成合作，采取的是拆迁方案一。在拆迁经验丰富的道扩办参与之后，复建公司的复建之路开始提速，但进展并没有预想中的顺利。

　　2003年9月29日，广州市房管局发出《广州市房屋拆迁公告》，要求收回北京路316号-328号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以腾出土地兴建公共设施复建房”，拆迁期限为2004年3月29日。2004年10月12日，广州市房管局再发拆迁公告，要求北京路316号-328号于2005年9月30日前拆迁完毕。

　　2005年3月28日，318号业主朱家与道扩办签订拆迁协议书。朱家110.02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中，住宅65.56平方米，商业44.46平方米，按照协议，住宅作价3215元/平方米，商业作价42051元/平方米，签订协议的第二天，朱家领到了拆迁补偿款200多万元。

　　截至目前，北京路316号-328号房屋中，仅有316号和318号被拆除，320号、322号、324号、326号均得以保留。朱家的代理人甘志辉向《财经》记者介绍，这两家被拆是因为业主常年在国外居住，对拆迁的真实用途不知情，其他住户因为知情而拒迁。

　　320号的经历证实了甘志辉的说法。2004年3月28日，320号业主陈德娟和道扩办签署拆迁协议。之后陈家得知，房屋被拆并非用来扩建马路，于是没有领取拆迁补偿，拒绝被拆。为此，复建公司一度将陈家告上法庭，后在2005年10月18日提出撤诉，陈家房屋得以保留。

　　直到2010年，朱家才知拆迁的“真实用途”。当年3月29日及4月6日，复建公司在《广州日报》上刊登“北京路复建商场”的招租广告，广告词称“抢北京路巨财！谁是霸主”，注明的地址涵盖了318号门面。朱家表示，看到招租广告后立刻觉得被骗了。同年5月21日，他们将复建公司和道扩办告上法庭。

　　被干预的判决

　　2010年7月14日，越秀区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庭上朱家申请了证人陆苏、姚平为其作证。陆、姚二人于2004年受道扩办聘请，对北京路段住户进行动迁。两人在一审中强调，他们知道门面拆迁后会被用来兴建商场，但道扩办要求在上门动员时称是道路扩建，涉嫌欺诈。复建公司和道扩办辩称，拆迁协议已注明被拆房屋将被用于“公共设施复建房”的建设，而商场属于公共设施之列，并不构成欺诈。

　　同年7月27日，一审判决认为，复建公司隐瞒了兴建商场的事实，由道扩办出面以扩路的名义，使朱家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签订了协议，构成欺诈。

　　随后当年10月8日，广州市建委致函广州中院，称对于一审的判决“极为困惑”，强调“项目的重要性和不可逆转性”，请法院妥善解决拆迁纠纷。紧接着，10月28日，城投集团向广州市中院出具《关于城建旧城改造项目“公共设施复建房”有关情况的报告》，其中清楚列明如果朱家胜诉可能导致三个后果：一是可能引起其他已签约的住户效仿，导致项目成本数倍增加；二是中山三路、四路复建项目均采取北京路拆迁模式进行，可能导致其他多项复建工程的合法性基础全无；三是可能导致政府的信用和形象尽失。

　　同年11月19日，城投集团又给时任广州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汇报，如果复建公司的上诉得不到法院支持，“或引发众多不稳定因素，后果难以预测”，建议副市长协调市政法委等单位给予关注和支持。当天，苏泽群对报告批示称“同意城投的意见，此事若处理不好，将会引起拆迁户的大规模追溯行为，涉及的不仅此一个项目”，并建议广州市政法委介入。

　　两份报告注明的联系人均为城投集团原高管钟伟明，签发人为时任城投集团董事长陶镇广。2014年3月13日，钟伟明在电话中证实报告为他所写，但他已从城投集团离职，拒绝透露更多内容。截至《财经》发稿，城投集团并未对采访要求作回应。

　　2010年10月13日，广州中院开始二审，次年6月1日作出的判决认为，参照建设部批准实行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商业用地”属于“公共设施用地”类别中的范围，判朱家败诉。

　　朱家对判决不服。他们认为，拆迁前的“扩路说”与拆迁协议中的建设“公共设施复建房”，与“商业用地”不可混为一谈。值得一提的是，“公共设施复建房”到底是什么意思，庭审中原告和被告均表示“不清楚”，其定义和性质一度成为法庭辩论的焦点。

　　在法律上，并无“公共设施复建房”这一术语。原广州东山区法院（2005年被合并为越秀区法院）曾专门发函至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询问“公共设施复建房”的定义和性质。得到的复函称：公共设施复建房“不是一般的商业开发，它的经营手段及经营目的，属于非营利性的；作为城市基础设施，是市民可以共享的，是公益项目”。

　　朱家认为，318号门面被用来兴建“北京路复建商场”，毫无疑问是营利性质，算不上公益项目。

　　审判中代理复建公司与道扩办的两位律师，以距离二审时间已久不愿谈案件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案件。广东广开律师事务所律师黄芳强调，“我只说一点，一审的判决不具有执行性，因为318号房是要用来作为商场的消防通道的”；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朱永胜则表示，朱家应遵守契约精神，签了的协议不能反悔。他强调，作为国企，复建公司没有动力去骗迁。最终，他将案件归结为“社会转型期面临的问题”。

　　2012年5月16日，朱家向广东高院申诉。之后，广东省高院裁定，案件“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指令广州中院对案件进行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