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雨连绵的涟水小城，泥泞的道路蜿蜒着不知通向怎样的远方。放眼望去，独剩的房屋像一座孤岛，被满地狼藉的废墟和泥土包围着。
    下雨天总是安静，村委会办公室里却热闹非凡。
    老好人的村书记，唾沫横飞的镇干部，沉默的县政府工作人员。
    眉头紧锁的委托人，西装革履的律师。
    如果没有征收这茬，这五种人聚在一个屋里，那可真叫奇事。
    “我们政府不与民争利，所以你们律师最好不要和我们上纲上线，你们要是上纲上线，我们立刻认定违建，到时候一分钱都没有。”镇拆迁办的领导逻辑清晰，思维缜密，说话铿锵有力。号称拆了几千户没有人有异议的自信，从他手舞足蹈的姿势中展露无遗。
    很遗憾，拆迁经验丰富的他，似乎并不怎么懂法律。我大概用我所能展现出的最儒雅的微笑回应他：“避免大家陷入尴尬，我们不上纲上线，简单聊聊。”为了让领导不至于因为被普法而颜面尽失，我们试图选择在一种相对平和的气氛中展开对话。
    然而委托人显然被镇干部“违建”两个字吓到了。政府的执法大棒，说挥就挥，不识抬举，那似乎就是找死。在那一刻我想到了王有银律师的那句很有意思的话：“你和政府讲道理，它就和你讲法律，你和它讲法律，它就跟你耍流氓。”   
    中国农村历来已久的土地问题以及特殊的政策环境使得政府在征收一项上优势占尽，农民如蝼蚁。不管是不懂，还是不敢，在政府的一纸文书前，所有的争辩都会转为嗫嚅，进而沉默。
     “公共利益”这个词的含义，很多时候被征收部门肆意扩大，恨不得扣上“民族大义”的帽子。顺从之外全是刁民，这就是为官者的逻辑。
    镇领导的那句“其实法院肯定是支持我们的，毕竟是公共利益，就算征收中有违法，大不了我们道歉就可以了。就算法院判我们输了，又没有什么影响”彻底激起了我作为法律人心头小宇宙的爆发。在深思熟虑不会因此被揍的情况下，我带着一脸谦逊给领导们普了法。此时想起来不由一阵后怕，一语不合拳脚相向这种事情也偶有发生，能够全身而退或许是因为那句“伸手不打笑脸人”？
    沟通一个多小时，显然谁也无法说服谁。镇领导推椅拂袖而去满脸不悦，显然，他不喜欢权威被挑战的感觉。县政府工作人员面无表情紧随其后，只留下外调而来的村书记不停安抚“以和为贵”，为官一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征收不经权利人同意，耕地占用之后尚且不通知权利人。此等严重违法行为，能够被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以“实在不行就道歉好了”来回应，也难怪如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征收乱象。
    土地这块肥肉，在整个地方发展的过程中都一直被当作一道主菜。土地财政作为维系地方政府生存的经济主要来源，历来被呵护备至，不与民争利，利又从何来？
    地方政府与生俱来的自信伴生着不思进取的懒惰，使得“土地征收”这项追求公共利益的惠民政策逐渐演变成吸血鬼般的自我摧残。
    越来越少的人能够回答清楚“谁来吃肉，谁可以喝汤，谁又负责洗碗”这样本应不言自明的诘问。即使我读了二十多年的圣贤之书，接受了五年的正统法学教育，我也无法找到哪怕一丁点有把握的答案。
    这纷繁复杂中透露出的诡异，将人性所能展现出的所有不安暴露无遗。委托人眼神中的躲闪和恐慌，征收部门言表中的放肆和傲慢，让居于其中的律师深感法律维权责任之重大，道路之艰辛。
    有些事情注定艰难，但终归需要人去做。
    比如我们。